1948年，年轻漂亮的国军团长妻子陈愉照顾丈夫住院期间，惨被欺负，事后，院方劝她私了：“你都生两娃了，何必计较！”此惊天丑闻一度轰动全国，惊动了蒋介石并下令严查，成为民国大案之一。
陈愉出生于1920年，家庭条件原本不错，父亲是国民党军队少将师长，在内战中阵亡，导致家境急转直下。她读完师范学校，接受过中等教育，之后嫁给楼将亮。楼将亮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五期，早年投身国民党军旅，担任整编第九师上校团长，主要负责人力运输大队事务。1948年，他因长期征战积劳成疾，患上严重肺结核，住进武汉陆军总医院内科11号病房。医院位于汉口黄埔路口，当时医疗条件有限，军官家属需自行照料。陈愉带着两个孩子，一个四岁，一个八个月大，随丈夫住在病房。她时年27岁，容貌端庄，身材匀称，在医院环境中保持勤劳形象，每天处理家务琐事。楼将亮病情反复，需要妻子贴身护理，这让她在医院内频繁活动。
武汉陆军总医院是国民党正规医疗机构，收治许多军官和相关人员。17号病房住着六名男子，其中四人是国民党军官：崔博文是联勤总部第九补给区中校主任，凌志同是上尉军医，曾立民是少校军医，石盘是少校副官。另外两人查大钧是汉口市督察局职员，袁尚质是某大学学生，他们通过关系入住医院。这六人背景复杂，与院方有裙带联系，行为嚣张。1948年9月9日深夜，陈愉端盆去处理衣物时，被这六人拖入17号病房侵犯。过程持续约一小时，他们轮流作案，并发出威胁。事后，他们仗着后台，试图掩盖事实。陈愉身体受伤，但次日即向院方求助。院长蔡善德和训导长刘家桢不愿追究，反而劝她私了，理由是她已生子，不值计较。这反映出当时官场包庇风气。
陈愉没有屈服，她丈夫楼将亮虽病重，但支持她追究。她先到武汉军法处报案，详细陈述经过，但军法处迟迟不立案，案件陷入僵局。她转而联系媒体，《正义报》、《大公报》、《武汉日报》等报纸刊登报道，标题突出军官妻子在医院遭侵犯事实。报道迅速传播，引发全国关注。汉口妇女会率先响应，组织游行请愿，要求严惩凶手。社会各界加入声援，包括浙江旅汉同乡会等团体，民众投书报纸表达愤慨。舆论压力增大，国民党高层无法忽视。白崇禧作为华中剿总司令，下令逮捕六人，但执行中遇阻。他们否认罪行，院方销毁证据，如病房记录和物证。他们的家属活动频繁，托关系压案，甚至绑架陈愉四岁儿子，逼迫撤诉。这加剧了案件复杂性。
妇女团体看不下去，联名写信给宋美龄。她阅信后，推动蒋介石干预。蒋介石当时忙于战局，但担心事件动摇军心，三次致电白崇禧要求彻查。调查一度胶着，六人串供，制造伪证，如声称病房堆杂物无作案空间。医院训导员朱恢肆提供关键证据，揭发院方伪造内幕，包括血迹布片和证词。这打破僵局。1949年1月，法庭开庭审理，确认六人罪行成立。其中崔博文、凌志同、石盘、曾立民四人按军法判死刑，查大钧和袁尚质判无期徒刑。院长蔡善德等三人因渎职被撤职追责。判决后，六人拖延执行，蒋介石下野，战局混乱。武汉参议员张人骥质问白崇禧，督促执行。
1949年3月，四名死刑犯被枪决，两人入狱服刑。这案子暴露国民党军队腐败，官官相护现象严重。军官家属在医院本应安全，却成受害者，反映军纪松弛。事件影响军心，士兵士气低落，老百姓对政府信任崩塌。国民党在大陆败局已定，此案如最后一根稻草，加速垮台。陈愉夫妇在事件后离开医院，楼将亮病情恶化，不久病逝。她带着孩子在乱世求生，生活艰辛。案子成为民国时期标志性事件，警示权力滥用危害。
国民党内部此类事件并非孤例，当时战事吃紧，后方管理混乱。医院本是救死扶伤之地，却成犯罪温床，六人利用职位和关系逍遥。陈愉的坚持源于骨气，她从师范生到军嫂，经历家变战乱，却在逆境中求公道。媒体作用关键，报纸报道放大声音，推动高层介入。没有舆论，案件可能石沉大海。妇女团体行动体现社会进步力量，她们不只声援，还收集证据。宋美龄干预显示高层女性影响，但也暴露官僚拖沓。蒋介石下令虽严，却因战局无力彻底整顿军纪。
案子审理过程曲折，六人亲属干扰司法，绑架孩子手段卑劣。朱恢肆的证词成转折，他揭发伪证，助法庭定案。判决体现军法严苛，四人枪决震慑，但两人无期显示区别对待。蔡善德渎职下场警示官员责任。事件后，国民党试图平息舆论，却适得其反，民众不满加剧。陈愉成为受害者代表，她的遭遇照出时代病根：权力失衡，普通人维权难。楼将亮作为军官，妻子受害也无力自保，凸显体制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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